▍新冠國族主義
我先前決定不再發表與疫情相關的文章，結果就是連續好幾週沒東西可分享，看來談疫情是現今的顯學。
前陣子接受東森新聞採訪，我提到臺灣和瑞典的防疫手段，猶如世界上兩個最極端的國家。臺灣因超前部署又有效控制疫情，政府得到人民的信任；而瑞典是歐洲極少數沒有關閉社會的國家，在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當前，政府仍繼續被人民高度信任，最大執政黨的支持率不降反升。
我以為我夠懂瑞典，但這場疫情就像一次大型海水退潮一般，如此巨大文化差異展露無遺。我還是繼續耐心地替自己分析整理、嘗試著去重新了解這個民族，而在這幾天讀的一些文章中發現了一些端倪。
在瑞典的現今的輿論裡有一個說法 — “Coronanationalism”，大致是指因新冠病毒而激起的瑞典國族主義，其中的那種自豪，無法容忍任何批評國家當前作法的輿論。
於是將民主與自由言論視為最高圭臬的瑞典媒體開始無法接受這個現象，Dagens Nyheter身為國家最有影響力的日報就指出，瑞典人已習慣了在世界舞台上大放異彩，對於成為一個「不一樣的國家」是自信且驕傲的；而當政府選擇了一個非主流的防疫策略，並強調自律與個人責任的重要性，便更加地將這份使命感賦予給同質性極高的瑞典人，將他們推向了國家驕傲的最前線。
其實這個狀況在全世界眾多國家都正在發生中，許多政府將外來的危機化為轉機，越加鞏固自身政權，也將國族主義作為養分，明目張膽地擴權。
而Dagens Nyheter認為在瑞典不同的地方是，有影響深遠又歷史悠久的「社會工程」作為穩健基礎。
瑞典是個有著濃厚社會主義風範的民主國家，個人與國家的分界線不如傳統的西歐國家一般明顯，很多瑞典人都承認，他們是世界上最聽政府話的人群之一。長期左派與社會工程的成功，讓集體主義深深烙印在瑞典人的心頭，雖然可凝聚國家的向心力並凸顯瑞典人強調責任與付出的使命感，但在國家災難當前的此刻，為了尋求更強烈的歸屬與認同，歌頌國家成了表達方式之一；同時也在社會工程的庇蔭下，死亡數字變得是可接受的必要之惡與無情副作用。
或許瑞典的防疫策略無關對與錯，它所揭露的，僅是是在強大壓力之下，民族真實性情的展現；而這樣的真情流露，都讓局外人是霧裡看花。
在這樣的新常態之下，人們需要新的象徵凝聚向心力、也需要替錯誤找個理由。憂心此種現象會徹底改變瑞典社會的政治學教授投書給英國衛報，指出瑞典在疫情中已開始造神，譬如年輕人把瑞典疫情總指揮官（等同臺灣的陳時中部長）的頭像刺青在身上，也有社群媒體呼籲將他列為國家年度風雲人物；或者將眾多老人院集體感染的錯誤咎責到那些身為移民的護理人員，是因為他們不夠貫徹瑞典人自豪的個人責任心才導致防疫失敗。國族主義向來最顯現的排外性，在此展露無遺，將國家往極右派的危險方向推進。
其實瑞典對於自身的驕傲向來都是有的，只不過是種曖曖內含光的隱學，被強大的溫和社會主義與政治正確給覆蓋著。在我的經驗中，通常是有在國外生活過的瑞典人較為謙虛也更有文化同理心，願意以多元角度去衡量事物。
失控的國族主義，其實無關真正愛國與否，而是一種集體的宣洩、安慰與歇斯底里。防疫成不成功，討論已不再有意義。
雖然瑞典無法防疫超前部署，還好具有使命感的媒體與學者繼續發揮影響力，尖銳地點出社會正在面對的國家隱性危機。
一個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一個無法接受批判的國家，表面上看來是歌舞昇平、人人榮譽感爆表，實際上卻默默地滋養最能撕裂社會的力量。
參考閱讀：
https://www.dn.se/kultur-noje/bjorn-wiman-sa-doljer-folkhemmets-fasad-coronastrategins-baksida/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commentisfree/2020/may/01/sweden-coronavirus-strategy-nationalists-britain
圖：The Guardian. Photograph: Jonathan Nackstrand/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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